他曾在知名中学成绩名列前茅，却与老师的关系极度紧张。6岁学习钢琴，11岁便举办个人独奏音乐会，但此后很长时间拒绝触碰琴键。
父母离异后，内向的他不知如何表达情绪，也找不到任何宣泄的出口。当压抑的情绪积攒到临界点，他跟父亲发生激烈争吵甚至动手，而后又开始自责。然而，每次爆发后的懊悔与伤心，以及随之而来的道歉，又让他陷入更深的痛苦循环。
这是目前就读于昆明市宜良县丑小鸭中学一个孩子的过往经历。他的父亲是有名的作家，一度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引以为豪的儿子跟之前相比变化如此之大。
10月25日-26日，主题为“厌学•休学•复学”的第四届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在昆明举办。论坛由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主办，昆明市宜良县丑小鸭中学承办，吸引了来自全国25个省份的800余名参会者。
昆明市宜良县丑小鸭中学师生分享
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秘书长马国川主持论坛
数据惊人，青少年群体心理健康问题严峻
位于云南省宜良县的丑小鸭中学在办学15年里，帮助3100余名厌学休学的孩子成功复学。论坛上，丑小鸭中学的师生与家长们一起讲述了“问题孩子”的故事。这些孩子背景各异，因传统教育模式的压力、师生关系紧张及家庭问题而陷入厌学、情绪失控的困境。
权威数据显示，我国6—16岁在校学生精神障碍总患病率达17.5%，这意味着每6个孩子中就有1人正面临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扰。这还只是确诊的案例，背后还有更多孩子未曾走进医院的大门。
事实上，此前已有多项调研已接连亮起黄灯，数字一次比一次扎眼。《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指出，我国现有抑郁症患者约9500万，其中18岁以下者超过2800万，占比30.28%。
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教授、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执行主席彭凯平
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教授、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执行主席彭凯平在论坛上分享了一组数据：部分调查显示我国中学生厌学率已高达30%，部分学生出现相关联的问题。清华大学积极心理中心团队所做的一项历时四年、覆盖42万名青少年的追踪研究更指出，约14.8%的样本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部分青少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四无”现象：学习无动力，导致厌学、休学，无法投入课业；对真实世界无兴趣，使他们沉溺于手机、游戏与社交媒体的虚拟空间；社交无能力，令“社恐”“躺平”蔓延，现实沟通与合作意愿萎缩；最终滑向对生命感到无意义，普遍觉得“无聊”“没意思”。
大儒心理创始人、临床医学博士、精神科医师徐凯文
大儒心理创始人、临床医学博士、精神科医师徐凯文在论坛上分享，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发布的报告数据，全球有9.7亿人患有精神障碍，平均每8个人中就有1人存在精神障碍。这些并非普通症状，而是达到临床诊断标准的疾病，其中焦虑症和抑郁症最为普遍。新冠疫情爆发，进一步导致焦虑和抑郁症患者人数大幅增加，使其成为一个严峻的全球性“时代病”。
徐凯文举例，一个人口超千万的南方经济发达城市，疫情前每年仅记录8起极端事件，而现在已超过200起，这一趋势并非孤例，在经济更发达地区表现尤为严峻，全国范围内的年发生量已达五位数。
普遍的情绪困扰固然常见，但其是否已达到精神障碍的程度？数据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在中国，这一增长尤为惊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概每100个中国人当中有一个人患有精神障碍，而如今，这一数字已攀升至15%至17.5%，增幅超过15倍。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指出，青少年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严峻，其抑郁症状筛出率高达24.6%。各地儿童精神科门诊因此人满为患，医生常常需要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
一个在精神科医生中流传的无奈调侃或许是最好写照：许多医生坦言，自己需要服用抗焦虑或抗抑郁药物，才能支撑着看完当天的所有门诊。
日益严重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之下，是蔓延开的休学现象。据《2024儿童青少年抑郁治疗与康复痛点调研报告》，接受调研的1232个孩子患有抑郁症等精神障碍的家庭里，有过休学经历的孩子占53.85%，平均休学次数为1.71次，第一次休学的平均年龄为13.74岁。由于厌学问题成因复杂，已经成为许多学校、家庭不得不面对的严峻挑战。
为何条件优渥有爱的家庭，孩子也厌学和抑郁？
我们处在一个物质丰裕的时期，但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爆发，与三四十年前物质相对匮乏但心理问题鲜见的年代相比，如今在父母竭力提供优渥条件的背景下，孩子们却面临厌学、拒学、抑郁、焦虑等困扰，极端事件的发生率急剧上升。
昆明市宜良县丑小鸭中学校长詹大年
丑小鸭中学校长詹大年目睹了很多家庭的破碎与挣扎，这些孩子并非来自我们通常想象中的“问题家庭”。他们的父母有警察、教师、企业高管、网红店主，是知名的翻译家、出版家、诗人，甚至还有派出所所长和县领导……为什么拥有高学历，具备很好的经济条件的家庭，孩子也会厌学休学？
詹大年在论坛上谈到，学生“厌学”讨厌的不是“学习”的本身，也不是“上学”的本身，而是在“上学”过程中遇到的各种让他不舒服的甚至恐惧的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亲子关系。
当学校无法提供安全感时，孩子便会逃离，试图在社会中寻找慰藉，但几乎找不到容身之所；转而回家，家庭却可能因“不争气”的指责而成为更恐怖的地方。最终，他们只能躲进自己的房间，在虚拟世界中寻找存在感和价值感，而这份最后的避风港也常被家长剥夺，导致自残、自杀或彻底躺平的悲剧。
詹大年认为，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教育大多仍停留在过时的“行为主义”层面——将知识灌输与记忆视为目标，把人当作工具，而忽视了更高阶的学习方式。
现就读于丑小鸭中学的艺馨（化名）曾是一位被称为“全才”的顶尖学生，可她曾用一场场39度的高烧，与这个世界悄然对抗。
艺馨在分享会上讲述，高烧最初源于一次新冠感染。她发现，生病可以让她找到了一个逃离学校巨大压力的“合法”理由。当老师们“你必须帮班级拿第一”的过度期待让她不堪重负时，发烧在家就意味着她可以暂时抛弃所有的压力与期盼，获得片刻的安宁。
徐凯文在随后的演讲中指出，这是“躯体化焦虑”，是人机体对自己压力的反应。当身体接收到强烈的潜意识信号，每当压力来临，发烧就变成了她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
两眼无神、面色苍白，6只血色的手对女孩卡喉咙、抠眼睛、扯头发……这是一个热爱绘画的女孩所做的自画像。徐凯文在一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中认识了这幅画的作者。她在北京某重点学校就读，来自高知家庭。在生病的两年半时间里，家人带她看遍了名医，尝试过很多药，却始终无法将她从痛苦中解救出来。
“这些问题表面上是焦虑、抑郁、孤独、社交与学校恐惧，但指向了当代青少年在理想、信仰与价值观层面的迷茫，以及过去时代所没有的高科技对成长环境的颠覆性影响”。徐凯文认为，原因在于极度“内卷”的教育，它以超快、超难的模式制造挫败感，让孩子不断自我否定，是唯名校、唯学历的狭隘价值观，以及追求即时满足的功利社会心态。最核心的冲突在于，上一代“读书改变命运”的物质激励已无法满足当代孩子的精神需求。当精神世界荒芜，他们便在富足中陷入“空心病”，感受不到生命的美好。
2016年，徐凯文提出了“空心病”这一概念，描述那些学业优秀、看似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内心却极度迷茫、缺乏价值感和生命意义的状况。在此次论坛上，他进一步阐明了“空心”的具体内容：感恩心、孝敬心、责任心、是非心、恻隐心、羞耻心、宽恕心和诚信心。徐凯文认为，正是这些核心价值观的缺失，导致了年轻人即便身处优渥环境、拥有世俗成功，依然感到生命空洞无意义的根本原因。
徐凯文在演讲中还谈到当下青少年长时间沉浸在手机、iPad等电子屏幕中，对身心健康构成的严重威胁。现实中，青少年平均每天收到192条手机上的通知，按照每天7小时睡眠，在醒着的时间中平均每5分钟就会接收一条信息。徐凯文称，这严重破坏了专注力与睡眠质量。这种持续的干扰与重度媒体多任务处理，会直接导致注意力问题及更强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
北京金融街润泽学校校长、北京四中原校长刘长铭
北京金融街润泽学校校长、北京四中原校长刘长铭认为，普遍的厌学现象其根源在于工业时代的教育模式已严重不适应当今社会。这种模式的本质，是将学校视为一座追求规模、效率、标准和流程的“完美教育工程”，要求整齐划一与闭环管理。这种模式的运作逻辑如同一条工业流水线：以高入学成绩为“高质量原材料”，最终产出高分数这一“标准成品”。然而，正是这种将学生物化、将教育流程化的逻辑，制造了全社会的普遍焦虑，也成为课业负担过重的核心症结之一。
刘长铭表示，未来的教育应是人本主义的自然生长，核心是尊重并激发学生的内在兴趣。然而，当前僵化的工业教育模式却严重违背了这一规律，它无视学生天性与成长需求，将他们强行纳入统一标准，最终导致“爱学的不能学，不爱学的逼着学”的普遍困境，彻底扼杀了学习的内在乐趣。
学生缺乏动力的首要原因，是精神安全需求并未真正满足。由于学习内容与现实脱节，学生在“宋朝的繁华”中看不到与“今天的自己”的关联，自然会产生“学这些有什么用”的隐性安全焦虑。当生存不再是首要问题时，“考不上大学就没饭吃”的威胁对许多家庭已失去说服力，我们必须转而激发学习本身的乐趣。更关键的是，学生的社交与尊重需求被严重忽视：家庭用物质奖励替代精神鼓励，而教育者也未能提供真正的尊重。刘长铭认为，最有效的鼓励并非简单的表扬，而是能从学生回答中引出新的问题，给予其智力上的自豪感，这需要极高的教育智慧。
刘长铭谈到，导致学生困境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情感联系的普遍缺失。在学校，以独自刷题为主的“个体”让真实交流变得不必要，导致了异常的同伴关系。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家庭内部，亲子对话的主题往往关于成绩和排名。更深层次上，过度的包办生活剥夺了孩子的自主掌控感。
同时，学校教育竞争是导致学生厌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内卷”是学校教育竞争错位的结果。刘长铭表示，教育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行为，根植于两个基本的人性愿望：一是向善向上的成长渴望；二是作为社会动物的归属需求。这决定了教育应以引导、启迪为主，而非强制与压抑。
然而，这些渴望成长、被接纳的初始愿望，既可以在学校满足，也能在网游、甚至街头团伙中获得满足。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学校真正的竞争对手是谁？刘长铭称，如果学校将其他学校视为对手，便会陷入提高考试强度的“内卷”；如果其竞争对象是游戏等“其他途径”，则必须致力于提供更强烈的学习快乐体验。
这要求我们彻底转变底层逻辑：学生不是学校的“产品”，而是教育服务的“消费者”。学校真正的产品，是它所提供的课程、师资、环境与文化。因此，要在这场竞争中胜出，关键不在于是否拥有豪华的设施，而在于能否创造出更具吸引力的、真实的快乐体验，这才是学校教育的核心竞争力。
如何看待“厌学”“休学”，激发学习兴趣？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国家层面高度重视。2023年4月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的通知；2024年7月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的要求；2025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突出强调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为当前全面、深入、系统开展全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
政策如何落地生根？面对AI时代愈发普遍的厌学、休学、复学现象，教育专家与一线实践者在这场论坛上从不同维度深入剖析，并积极探索破局之道。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首任新闻发言人王旭明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首任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表示，问题的关键在于辨清孩子厌的是所有的“学”还是现行学校的“学”。他认为，学生往往厌弃的是刻板的内容、学制、老师管理和评价方式。要科学理性看待“厌学”这一正常且将日益普遍的现象，不进行简单定性好坏。休学与复学均是学生在特定阶段的选择，而非唯一或必然路径，必须摒弃格式化处理。
王旭明对厌学、休学和复学问题提出了建议，他认为关键在于转变教育理念并采取科学精准的施策。在现行国家教育体制框架内和政策要求下，科学且有针对性地施策。核心是深化对教育宗旨的理解，摒弃把应试教育当成办学理念，对学生依法完成义务教育后的多元选择予以同等尊重与支持。教育者要放下身段，通过真诚陪伴、倾听、平等对话，认识到师生人格平等，警惕并摒弃高高在上的命令式和包办式管理。
刘长铭对此表示，缓解厌学现象，亟待一场深刻的价值观变革，这需要各级主管部门转变“唯分数论”的政绩观，家长与教育工作者则需重塑以“成长为核心”的教育价值观。他强调，健康是人的第一需求，理应成为衡量教育满意度的第一标准。
徐凯文教授也持相似看法，他认为必须从“提高1分干掉千人”的恶性竞争，转向“互助友爱，共同提高”的合作精神，让每个孩子都能“各美其美”。他还提出，解决电子产品的危害最关键、最有效的举措是推动国家立法。
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主席李镇西
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主席李镇西提出，面对“问题学生”，教师应转变心态，将其视为“研究对象”。论坛上，他分享了从曾经的“差生”成长为足球教练、机场调度员、企业高管、教师的一个个鲜活案例。
李镇西表示，转化“后进生”，源于用爱与智慧点燃孩子心中的善意，依靠集体的温暖而非教师的单打独斗，并敢于打破唯分数论，让每个学生在自己的轨道上“静待花开”。教育的至高幸福并非培养出多少北大清华学子，而是“迷恋学生的成长”，帮助每一个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无论他们是成为科学家还是一名普通的劳动者。
在如何激活孩子的学习积极性？彭凯平提出了一套层层递进的方法。首先，是培养情绪的“韧性”，为学习建立稳定的心理基础。 这意味着学会管理情绪，抑制杏仁核产生的焦虑与恐惧。不仅要会用深呼吸、蝴蝶拍等技巧为负面情绪按下“暂停键”，更要通过闻香、抬头挺胸和倾诉，主动唤醒积极能量，并借由运动和关注当下的专念将其转化为行动力。
然而，情绪稳定只是基础。第二步，是重塑大脑的“成长型思维”，让人拥有从失败中“复活”的勇气。 其科学依据在于“神经可塑性”，大脑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通过阅读、运动、艺术创作和丰富体验来重塑神经网络。相信努力能带来改变，是勇敢面对挑战的关键。
彭凯平称，最终极的目标是构建学习的“福流”，点燃内在驱动力。这是一种全神贯注的体验。要实现这种状态，学习过程需要精心设计：目标必须具体，难度要恰如其分，反馈还需及时。辅以在清醒时学习、多走动、交替科目、多感官结合等方法，便能有效地帮助孩子进入沉浸式学习，享受知识的乐趣。
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文东茅
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文东茅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从“问题学生”演变为更严重的“厌学休学”危机表示忧虑。他认为，这反映了当前教育体制的深层失灵，因此必须从“知行合一”出发寻求解决方案。他分享了两个“小切口”的成功实践：河北省张家口德智中学的“良知班”与位于北京的东方红学校的“试读班”，两所学校都通过将学生的成长与幸福置于严苛管理和分数，以信任和关爱重塑师生关系，成功将濒临辍学的边缘学生留在校园并改善了他们的精神面貌。
文东茅谈到，仅靠校内改良远不足够，他倡导合法化“在家上学”的可行性，并提议将学校改造成充满关爱与支持的“家”，或建立更多社区化的幸福学习中心。
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深圳恒晖公益基金创始人陈行甲
解决青少年心理问题，单靠学校孤军奋战远不足够，必须构建一个涵盖家庭、学校与社会的全方位支持网络。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深圳恒晖公益基金创始人陈行甲在论坛上介绍了其创立的 “知更鸟公益项目”。项目以学校为核心支点，构建了一个由心理老师、班主任、全体教师、家长和学生共同组成的五环支持体系，通过为心理老师提供专业培训与督导、赋能班主任成为“另类家长”、开设家长课堂、以及为学生举办激发内动力的青春成长课堂，让青少年的精神困惑被看见、被了解、被疗愈。
陈行甲认为，老师需要被滋养，只有当他们自身处于热爱生命、能感知美好的状态时，才可能将这种品质传递给学生，这正是项目核心三环中培养教师的逻辑。项目还认识到有问题的孩子背后往往是有问题的家长。为此，项目选择以学校为中心开设家长课堂，利用这一关键平台，实现了百分之百的到位率，从而更有效地从源头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支持。
截至目前，知更鸟公益项目已在多个试点学校取得显著成效，并作为民间组织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分享实践经验。目前，项目已在深圳、河源、甘肃等地稳步推进，覆盖甘肃榆中县100余所中小学及皋兰县20余所学校，惠及不同地域的全体师生，展现出良好的社会影响力与推广潜力。
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来自全国的教育专家、心理学专家、临床医师、一线教师、家长及学生围绕论坛主题，把脉问诊，寻求解决之道，为厌学、休学的学生提供关爱和支持，帮助他们尽快复学，为他们的健康快乐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在参观丑小鸭中学时，与会者纷纷表示，丑小鸭中学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践范本。学校倡导“关系比管理重要，成长比成绩重要”，通过平等对话、耐心陪伴和建立学生自治等方式，让孩子们重获信任与价值感。
詹大年认为，真正吸引人的学习是通过互动、场景和关系来构建经验，如同在品茶聊天中感受“水”的意义，而非死记硬背“水”这个字。因此，唯有通过设计出充满爱与尊重的互动场景，才能从根本上治愈厌学的心。
这一理念在丑小鸭中学的校园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没有固定的图书馆，书触手可及；墙壁可以随意涂鸦；规则由师生共创；校长室设在走廊上。在这里，学校首先是师生安全、快乐、温暖生活的地方，是构建关系、看见自我的地方。当孩子找到了渴望的价值与关系，学习自然会发生。
据悉，“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是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发起的一个跨界交流平台，旨在提高全社会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关注，汇集社会各界人士的智慧，为改善教育生态环境、改进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而努力。迄今已在云南昆明、陕西西安等地成功举办了三届论坛，主题分别为“聚焦青少年抑郁症” “快乐学习 快乐成长”和“问题学生与问题教育”，均受到广泛关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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